茶，与咖啡和葡萄酒一起，被称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3大饮品，都有着传奇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意义，也以各自独特的品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潜移默化又无比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又在地球表面留下了千姿百态的茶园景观。

 

　　1999年，法国圣艾米隆葡萄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处葡萄园文化景观。至今，已有20处葡萄酒相关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咖啡相关的文化遗产也已有5处。

 

　　遗憾的是，由于从文化景观遗产角度进行的研究起步较晚，世界遗产名录上至今还没有与茶相关的代表内容。中国云南“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茶相关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成为茶文化景观申遗进程的绝对主角。

 

　　从许多视角来看，亚洲在茶的起源、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为了解决茶文化景观遗产在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代表性缺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ICOMOS)近年间启动了亚洲茶文化景观主题研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也组织专家加入了这一重要工作。于是，文化遗产工作者将研究地理空间区域，首先锁定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源自中国的茶文化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亚洲。自19世纪末，茶叶种植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1993年至2013年统计数据：名列世界茶产量前列的国家也包括肯尼亚、土耳其、阿根廷等，那里也拥有独具地方历史发展和文化特色的茶园景观。

 

　　早在1300年前，陆羽《茶经》已对茶生长的理想环境给出了准确而全面的总结，呈现了基于中国地理的美感与活动。但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之前对茶的关注和研究多涉及植物学将其作为经济作物;或更关注饮茶的历史文化。而今，文化遗产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帮助我们动态、完整地认知在一片土地上茶与人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并以全球视野理解文化的生长与传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迫使人们更加正视生存环境的脆弱和现代资源攫取方式的弊端。传统生产方式蕴含的多物种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及其展现的勃勃生机，不仅是值得珍视的遗产，更是为未来发展提供可能性的源泉。茶，像地球古老物种中一位优雅的信使，带给人类身心的愉悦。茶文化景观以开放的姿态向我们展现人与自然积极共生的现实图景。作为茶的故乡，以文化遗产为方法，促进对茶的持续的研究和保护，中国责无旁贷。

 

　　在亚洲东部，中国的两个邻国日本和韩国，都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历史，也都可以追溯到中国唐朝时期的交往和文化传入，又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在之后的中国宋、明时期，日本再度受到当时中国盛行的茶文化影响。日、韩两国茶文化景观展现了独特的与古代中国的文化关联。

　　日本宇治茶文化景观：

 

　　申遗筹备已近10年

 

　　全方位推广日本茶乡国际形象

 

　　除中国外，日本是在茶文化景观申遗上准备最充分的国家。目前，日本仅选择了位于京都南部山城地区的宇治绿茶产地(含抹茶、煎茶和玉露)作为“日本茶文化的发源地”来代表整个日本茶文化景观进行申遗。

 

　　京都曾是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南部的丘陵地区较为适宜茶叶生长，由木津川、宇治川等主要河流连接京都、大阪和神户(出海港)。宇治茶景观遗产构成涵盖了乡村景观和城镇景观两大部分，其中乡村景观由具有不同地理位置和景观特点的茶园、茶农村落、传统作坊和相关史迹构成，而城镇景观包括商店街、茶商城镇等对于区域茶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加工、集散相关遗存。整个申报项目因而呈现类型丰富、有机统一的基本面貌，体现了日本专家基于对世界遗产有机演进类农业文化景观的深入理解而做出的对遗产要素的精准选择。

 

　　“宇治申遗”于2011年正式启动，由日本京都府农林水产部和规划部负责，也联合京都本地多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与景迈茶林真实、完整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系相比，日本现有申报中更加突出的亮点反而是体现了近现代产业技术改良和发展的过程。

 

　　纵观日本宇治申遗已近10年的筹备过程，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和学习：即日本如何通过申遗过程，全面挖掘地方价值，注重对研究成果的同步转化利用;基于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和保护促进区域文化品牌营造和文化产品开发。以至于在宇治茶申遗本身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相关的地方文化认同、景观保护、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和农产品开发，公众宣传教育都已相对成熟，真正体现了申遗带动地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无论申遗最终结果如何，都已经算是一个“赢家”。

　　韩国河东郡花开谷：

 

　　保存了传统茶叶生产加工方式

 

　　体现佛教群体与茶种植历史关系的延续

 

　　河东郡花开谷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与日本宇治茶类似，茶籽也是在中国唐朝时期首次被引入播种;花开谷即被认为是韩国的茶之乡、茶文化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产茶区，茶树种植面积最大，茶叶质量最优。韩国历史上多由佛教寺院的僧侣从事茶叶种植和加工。自17世纪晚期，由于朝鲜王朝崇尚儒学，佛寺衰退，茶叶种植随之衰落，直至20世纪60年代，当地佛教寺院才开始重新回归，也引领了花开谷茶业的复兴。

 

　　作为传统山地茶园，花开谷也采取了古代常见的茶树与其他树种林木混种的形式，沿着坡地和岩石裂隙不规则分布，形成乔木、灌木、地面植被共同形成的丰富立体的景观。《茶经》开篇即提到，茶的栽培“野者上，园者次”，就强调了古人如何利用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为茶叶的品质和口味提供保障。也因其保存了茶树种植中的传统生态智慧，“河东郡的传统茶农业系统”于2017年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由于这一特殊的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的荒废、复兴历史，使得花开谷的茶业没有经历日本那样的近现代茶业工业化过程，而意外地保存了传统的茶叶生产加工方式，也因此保存了更加传统的茶文化景观。花开谷的纬度本不是像中国南方那种温暖湿润更适合茶叶生长的地理位置，但它背山面水，位于山谷;自然的水汽、山林挡风，适当的坡度，透气性好的山石砾壤，都形成了一个光照、温湿度、土壤等条件都适宜茶树栽培的小气候环境，符合《茶经》中对茶树自然宜居生境特点的总结。

 

　　从文化遗产的视角分析，花开谷景观中体现的佛教群体和当地社区与茶种植历史关系的延续，及其对传统种植方式的保持，都是非常明显的“申遗优势”，而这恰恰又是日本宇治茶景观申遗项目中比较欠缺的。

 

　　另外，茶与禅宗佛教的关联也是东亚茶文化景观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佛教团体与韩国茶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另外一处现有世界遗产地，即“山寺，韩国佛教山地寺院”系列遗产中的禅宗寺院仙岩寺，寺院中完好地保存了传统寺庙茶园及其相关传统。

 

　　东南亚产茶国家的相似点是它们都有重要的茶种植景观、相对悠久的历史和各具特色的茶文化，但并不像中国、日本、印度那样为人所知。由于不同的原因，在茶文化景观研究和申遗方面都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这些国家与中国西南产茶区接壤，自然环境接近，历史上也有不间断的民族迁徙融合，茶文化中体现着千丝万缕的生物学、人类学关联，未来以茶文化景观为平台加强多学科的跨国联合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缅甸掸邦高原：

 

　　缅甸布朗族最早开始种植茶叶

 

　　茶区海拔和气候与中国云南相近

 

　　缅甸北部掸邦高原是重要的产茶区，山地海拔和气候与云南普洱茶区接近。

 

　　掸邦的布朗族被认为是缅甸最早开始种植茶叶的民族。加之与古代贸易线路的重要关系，缅北地区和中国云南在茶文化景观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如腌茶作为当地传统食物的习俗，在今日景迈山布朗族饮食中也可以看到。

 

　　缅甸世界遗产申报筹备工作也是刚刚起步，但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也在遗产保护和申遗研究方面与缅甸同行合作，积极互通技术支持，如在蒲甘世界遗产项目的保护管理和妙乌世界遗产项目申报方面开始合作。中缅在茶文化景观联合研究和保护方面，将为中缅遗产保护的交流合作开辟新的平台。

　　泰国农业景观：

 

　　稻田、柚木、荷塘和茶园

 

　　构成丰富的农业景观

 

　　泰国有着非常丰富的农业景观，包括稻田、柚木林、荷塘和茶园。泰国的北部山区与缅甸、老挝和中国相连，茶树类型被分为“Miang”(本地茶或阿萨姆大叶茶)和“中国茶”两种，目前商业种植的茶树品种，均由国外引进。

 

　　根据文献记载，阿育塔亚王朝时期，中国茶已经成为泰国宫廷饮品。相对于泰国遍及各地的考古遗址、寺庙或宫殿建筑来说，茶文化景观类农业景观仍旧过于“普通”。所以对这类遗产价值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

 

　　丰富的生态、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

 

　　印度的茶文化历史不长。英国殖民者于19世纪20年代在印度发现野生大叶茶后，从中国盗取茶种，栽培试种成功，即开始发展商业种植。伴随着大面积的森林砍伐和大规模的茶农移民，世界第二大茶产地在印度次大陆诞生，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都曾产生深远影响。一个多世纪过去，阿萨姆和大吉岭茶已经成为茶界明星，它们独特的发展史、自然条件和生物、民族多样性造就了有着鲜明印度特色的遗产景观。

 

　　阿萨姆地区是全球最大的茶产区，茶叶产量占全球13%，印度的55%。这里全年温暖湿润，为茶叶、森林植物和诸多农作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也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目前该地区已有两处世界自然遗产：马纳斯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和卡齐兰加国家公园，充分说明了其突出的生态价值。

 

　　野生动植物与茶园、森林、农田混合共生也形成了印度茶文化景观最突出的特点，即高度的生物多样性。

 

　　印度茶文化景观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高度的民族文化多样性。阿萨姆地区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连，本就有着诸多世居部族。茶叶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劳动力。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和后来的英国企业从印度各地迁入约100万劳工，来自上百个不同的部族，他们共同劳作生活，同时也保存了各自部族多样的文化传统。目前茶农社群人口约650万，长期的融合及与茶相关的生产生活使他们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被称为“茶族”。茶族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体现在其多姿多彩的信仰、节庆、音乐舞蹈、装饰工艺等，至今生机勃勃，也蕴含着茶族社群与土地、茶园和自然环境间紧密的情感联系和传统的生态智慧。

 

　　大吉岭茶也是由东印度公司于19世纪上半叶引种自中国福建武夷山，栽培于西孟加拉邦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高原。这里海拔高，气候凉爽多雨，自然环境使其红茶芳香浓郁，以“红茶中的香槟”享誉全球。大吉岭茶生产加工已作为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保护。目前印度官方尚未将大吉岭茶种植景观作为文化遗产进行申遗，但1999年列为世界遗产的“大吉岭喜马拉雅山地铁路”却在遗产范围上与其部分重合，也对它的历史和景观价值有所体现。

　　斯里兰卡锡兰茶：

 

　　茶文化景观遗产旅游“走在了前面”

 

　　博物馆和遗产酒店，吸引了大量游客

 

　　斯里兰卡茶也被称为锡兰茶。斯里兰卡原本是重要的咖啡产地，19世纪中后期在咖啡种植园蔓延的病虫害对斯里兰卡的咖啡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苏格兰商人从印度考察学习后，于1867年在斯里兰卡的鲁勒堪德拉创立了第一个茶园，之后又建立了完善的茶加工厂，于1875年开始将锡兰茶运往伦敦的茶叶拍卖行。锡兰茶迅速蜚声海外，1883年成立的科伦坡茶拍卖中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拍卖中心。锡兰茶种植加工经历很多工业技术改良，1925年成立了专门的茶研究所，并最早开始采用袋装茶包，1965年，斯里兰卡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出口国。

 

　　斯里兰卡的茶种植景观以云雾缭绕的丘陵茶园和山岩瀑布著称。在很多地方也保留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建筑，是与茶生产加工直接相关的近现代产业遗产。斯里兰卡茶研究委员会已经对斯里兰卡茶相关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进行过大致的梳理。

 

　　在茶文化景观遗产旅游方面，斯里兰卡“走在了前面”，一些坐落于风景优美的茶山的老茶厂被改造为博物馆和遗产酒店，吸引了大量游客。

 

　　(作者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学术活动高级项目专员，“ICOMOS茶文化景观主题研究”中国部分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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